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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戴肇洋台灣省商業會顧問】隨著2020年總統大選來臨，雖朝野競爭格局尚未明朗，但從去年以來的社會氛圍，明顯感受民眾對於現況的不滿與未來之憂慮。此一狀況比較之前冷漠現象，是否正意味著，台灣政治承蒙解除戒嚴之後的洗禮，並未與時俱進邁入成熟階段，經濟歷經高度成長之後的轉型，忽略審慎時勢建立自主模式，讓民眾從徬徨無助至焦躁不安的悶困，顯示台灣政經陷入發展停滯危機。誠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在其《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著作中指出，部分新興國家政經發展過程之中，其領導者在國家治理上經常假藉推動改革名義，從事所得重分配而非生產性向上活動，製造壟斷地位而非促進競爭，限制發展而非增加機會，最後導致改革呈現自我困境。此外，加上這些領導者較少對可以增加生產力或效率性的教育，進行前瞻規劃及長期投資，造成中產階級比重大幅降低，使得其發展受到限制。無獨有偶，其實全球不少先進國家政經發展過程亦不例外。亦即這些先進國家，由於執政當局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採取霸權思維處理政治權力的分贓及經濟資源之配置，使得其政經陷入發展停滯不前現象。換句話說，任何國家政經發展良好與否，其重要關鍵並非在於整體開發程度的是否完善，而是在於領導執政理念之是否無私。在此同時，從經濟指標的數據比較顯示，儘管台灣已經跨越世界銀行依據國民所得毛額所定義的先進經濟體門檻，或是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開發程度所提出的已開發群體標準；但是近年以來，我們在政經上卻又陷入前所未有發展停滯危機。探究其原因，個人認為除了受到外在因素影響之外，其實來自內部因素糾葛，這些魔咒或許可以從兩個層面的現象發現其端倪。先從政治層面來說，台灣值得作為學習典範的是，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實施政治民主。然而，隨著民主自由開放，部分公共政策在法制過程中，並未經由公開程序達成結果，反而採取密室協商取得共識，使得法制淪為民粹化、利益化；尤其最近三年以來，憑藉完全執政優勢，忽略在野政黨理性建議，採取多數暴力強渡關山，例如：退休年金改革的轉嫁污名、勞工休假制度的僵化複雜等，罔顧社會公平正義，導致各種亂象叢生。此外，加上在「一中」政治圖騰下，引發藍綠政黨統獨對立，陷入意識型態糾葛，造成許多法制延宕，例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續協議的杯葛、兩岸監督條例之擱置，完全忽略產業需求，嚴重阻礙國家發展。再就經濟層面而言，台灣過去以來很幸運地在多數官員夙夜匪懈、勇於任事下積極努力，許多經濟政策從規劃至執行過程，均是以國家的生存發展與民眾的幸福安定為出發，其負責的態度與清廉之風氣，讓台灣社會資本累積成為進步發展的力量。然而，近年以來部分經濟政策從醞釀至提出過程，不但宏觀的前瞻思維並不多見，而且創新之突破作法亦是有限。尤其是許多公共建設的推動，並未從「需求者」的生活福祉作為前提，而是從「供給者」之政黨利益加以考量，在造成資源浪費的同時，徒增政府財政赤字負擔，甚至不慚透過數據統計迷惑，利用公開場合宣揚各項經濟表現，掩飾執政無能。俗云：「悶」久必病，「困」久必亡。雖目前台灣在政經發展上面對的問題是，歷經日積月累所造成的宿疾，但這些卻又是未來數年之內，迫切需要突圍難以迴避之挑戰。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台灣在外在環境上，除了面對來自中國大陸「一中」原則之下採取各種手段達成政治統一的威脅之外，必須迎接已逐漸形成的區域經濟整合之壓力，兩者相互交錯糾葛。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無論2020年大選結果如何，台灣未來若要持續發展，除了期待政府能夠擺脫上述魔咒，以及更加謙卑關懷態度瞭解民眾需求之外，必須儘速凝聚民間活力，藉以促進經濟升級。此外，面對美中兩國貿易爭端未解，陷入混沌不明之下，更加需要積極尋求促進兩岸關係朝向和平穩定發展，同時借力使力充分發揮位置「大國」旁邊取得最佳利益，藉以從悶困環境中走出，進而為台灣之未來發展打造美好願景，別無其他選擇。